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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杨菲:从“童工”到“厅官“,大学改变了人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6-2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杨菲,1958年出生。14岁参加工作,当过六年磨床工。1978年3月考入大学,1982年1月进入群团组织工作。2005年12月进入政协系统工作。退休以后喜爱旅游,在别人待腻了的地方找到万千乐趣。

原题
山大改变了我的人生
——兼忆我的同学我的班




作者:杨 菲
                  
    
近日,看到刘幼生同学为班里“无涯有序匾”题写的对联"华诞双甲子、鸿翥四十年″,不由地感慨万分!离开母校独飞远行40年了!回顾40年来经历过的林林总总,最难以忘怀、恍如昨日的竟然都是与山大有关的那些事。为何?因为对我来说,个人命运在迈入山大校门那一刻起真的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少时望断读书路  山大圆我上学梦
  
1977年10月,我已是一名有着近6年工龄的磨床工人。21号那天,突然从厂里的大喇叭里听说,恢复高考制度了!可以考学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没有什么条件限制。我心底的激动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因为考学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我的夙愿啊!
    
早在1972年1月,初中就要毕业的我正式成为铁道部永济电机厂元件车间的一名工人。在那读书无用和上山下乡的年代,这实在是父母为我做的最好选择。尽管左邻右舍都为我这么早就参加工作而惋惜,认为这娃还是块“上学的料”;尽管我内心对上学读书也依然恋恋不舍,魂牵梦绕。
    
1972年3月,工厂送我们到位于湖南株洲的铁道部田心机车车辆工厂(制造了我国第一台韶山型电力机车,也修蒸汽机车)培训学习。站在高大的钢架车间里,每天把火车头上的零部件吊杆、连杆……在专用磨床上搬上搬下,虽毫无“爱”意,但秉性使然,我还是尽力做好了这项工作。车间团支部觉得这个学徒工不错,要发展我入团。结果从填好的《入团志愿书》上发现我还不满15岁,只好作罢。我没太在意。我脑海里的上学读书梦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1973年4月,听说田心机厂技校要为永济厂的代培徒工办个车铣班和电器班,我意识到这是个读书的好机会。但人家不收磨床工让我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给有关领导写信,恳求组织,收下我吧。留存的一份《再入学申请书》这样写道:“敬爱的培训组、技校党支部负责同志: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对上学的愿望也一天比一天地强烈了。许多同学为开学都做起准备,而我却望而无策,不禁心急如焚,工作甚不安心。为此我向领导上再次要求,(请)批准我们的申请。现在我们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此时不学习又待何时呢?请领导考虑我们的要求吧。我们决心为革命而工作,为革命而学习……让自己的青春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求学急切之心跃然纸上。1973年6月19日,不知是组织确定的名单中本就有我,还是自己的诚心所致,我终于被批准上技校了。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再次聆听老师的讲课,我有些恍然如梦。终于又上学了。

在车间和技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一切汲取知识的机会。工余课余时间里,常和室友们到处找书看。可惜,集体宿舍里的小徒工们都没啥书。好不容易听说一个工友有一本《唐诗选》,想方设法也没借到。田心唯一一个小小的书店里,主要是工业技术书籍。技校图书馆里仅可借到诸如《豹子湾战斗》《春雨江南》《赤水浪花》这样的革命小说。我们想看的唐诗宋词之类的书基本没有。一次偶然看到《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张永枚长诗《西沙之战》,我们奉若至宝,背诵一时,直到那张报纸磨损的不能再看。

1974年7月,上完技校回厂后,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着。我当过好多种先进,如五好徒工、学毛著积极分子、厂级先进生产者等等。我积极申请入党,热情帮助年轻人入团(任车间团的组织委员)。我在努力追求进步的同时,最大的愿望还是想通过好的工作表现,能被推荐去上大学。这成了我的上学读书梦的新目标。可是,每每看到每年的名额那么少,被推荐的又多是有些背景的人,我不禁感到泄气失望,甚至都有点绝望了。放弃吧,我在心底里说着。

我们厂作为部属大厂,生活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十里八乡的都艳羡不已。想休闲娱乐,厂里的文艺宣传队和男子篮球队,水平可与专业的媲美。想运动爬山,中条山就在眼前。想做饭买菜,集市就在旁边。想看看远在外地的父母,只要在二百公里以内,火车通勤免票任你来回坐。就是想谈谈恋爱,对象都不愁找,厂里的年轻人有一两千,总有一款适合你。人生吃住行购娱,不出厂区全解决。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但我还是对继续求学不甘心不死心,我想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看书学习。
    
我拿出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架势。偶尔有一两个异性表示点“意思”,统统被我以“还小要学习”加以婉拒。我订阅了那时仅有的几种公开发行物中的知识类刊物《地理知识》《科学试验》,偶尔从工友那借到过《晋阳秋》,回家翻过《红楼梦》。室友的一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我时不时一知半解地看看。我每天练字(可惜到现在还没练好)。我就这么坚持着,坚持着,总觉得希望就在不远处,尽管是那么渺茫!

我身边好些出类拔萃的人也像夜航时的灯塔一样,不时引导提醒着我:好好学习!不要向两边看。同车间的赵师傅,中专毕业,是车间每天到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也是我见过的迄今还没人超得过他的全能型人才。从技术革新到自学日语专八水平,从拉手风琴到修机床,从做家具到修手表,一切都做到了极致,最后当到省劳模,他是我的精神偶像。还有一位从北京调到我厂的薛师傅,知识渊博,见识不俗,我常和他聊天请教问题,从他那里学了不少天文地理知识,从他订的报纸里了解了不少当时的时事政治。

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莫过于同住了四五年的两个室友小崔小乔。她俩都是先在运城地区插队,后招工到我们厂的老初二北京知青。她们正派严谨,好学上进;博学多识,见解独到;做起事来一丝不苟、有始有终;还会拉手风琴和吹口琴。我除了周四休息回家一次外,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和她们在一起。我们一起背诗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吐槽,一起打饭一起踏青。我常想,当年她们如果参加高考一定榜上有名。
    
期盼中,我终于等来了希望——高考制度恢复了。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起,我便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浑身也有了使不完的劲儿。我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去厂里举办的数学补习班听课。因为没有语文史地政治这方面的补习班,也没有相关的课本,我所有的知识大都是从平时看的报刊书籍上得来的。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就考完了。因为自感成绩不佳,觉得考取无望,当时的我很是沮丧。日记里写道:“真不愿意回想那过去的一段时间。虽然促进了自己的学习,但结果却是不理想。”看来“学习计划还要过细,像许多刻苦自学的青年一样,每天挤出起码两小时的时间,早上要下狠心起来。当天完不成的要在两天之内补齐”。我重整旗鼓,准备好好复习,来年再考。
    
幸福的降临总是很突然。3月3日,我收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录取通知书,据说是我们厂第一个被大学录取的。真是没想到!一个“戴帽”初中肄业生逆袭了。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二、一门心思惟学习  知识海洋任傲游
    
1978年3月19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我终于迈进了山西大学的校门,在毛主席像前报了到,正式开启了我的四年大学之旅。有人把那一年的高考称之为: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那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包括我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很难想象,没有考上大学后的40年里我的人生际遇会怎样。一直在车间开磨床?还是下岗或干别的了?但仅仅从今天衣食无忧的角度看,也不能不感谢1977那个英明的决策,感谢做出这一决策的伟人们,感谢我们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
    
其时正好是我参加工作6年整,生理年龄20岁。从本科录取比例不足3%的大选拔中走进校门的我们有着各种社会身份:有村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公社秘书、技术员;有省委干部、装卸工、护士;有中小学老师、机关干事、“公务员”;有回乡知青、插队生和钳工、电工、镗工、磨床工……有的孩子已上小学,有的刚出校门乳臭未干,年龄差在14岁以上。
    
而最大的差距体现在文化水平上。我记得刚开学,班主任崔凡芝老师就给我们出了诸葛亮《前出师表》里的一段: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等,让大家翻译成白话文,可能有摸摸底的意思。文中如"宫中府中,陟罚臧否″等词句,我知道“宫”却吃不准“府”意,认得罚不识得陟,几乎是绞尽脑汁,连猜带蒙,才勉勉强强地交了卷。这件事在我心底里沉闷了许久。好歹家里也是有本《三国志》的啊。我咋就那么不会答呢。我深深地认识到,班里其他同学,他们或是老三届初、高中生,或是“文革”后期又上了高中的,或当过老师,或家学深厚,或搞过文秘,或来自大地界……总之,他们系统的经年的知识积累不是自己轻易能比得上的。考上大学算自己“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好。
    
自惭形秽之余,我暗暗告诫自己,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要下大力气刻苦学习。我始终记着车间支部书记张炳机来信对我说的:“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你的主要任务是专心致志地学习。相信你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学习上的困难,夺得优异的成绩。你在工厂积极上进,努力争取入党,到了学校要继续争取”(可惜在学校没入上)。

那时班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实在是高呀。大多数人每天教室或图书馆、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真真是目不斜视,心无旁骛,一心学习,哪有一点点少男少女的怀春心思!日复一日,周而复始,面壁苦读,一过就是四年“苦行僧”式的日子。我也和大家一样,每天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点闲心儿不操。每到考试时节,常和段小玲拎着马扎,坐在毛主席塑像下,互问互答,复习备考。

那时,太原也有不少文物古迹吧?也有几个公园大商场吧?但大学四年我们班似乎只去过玄中寺、晋祠、崛围山,个别去过迎泽公园,其他哪儿也没去过。男女同学几乎都不怎么逛街,顶多为买日用品到坞城路转一转,或者去那里看看班里买票的免费电影。

大家似乎别无他好,就是学呀学!不少同学赢得“拼命三郎”“拼命三娘”的光荣称号。据说还有“铁屁股”称号。获得这些雅号提名的有克?成明?俊山?翟老?兴旺?小杜?高平?小山东?还有谁?反正人人都在拼命学习,个个当得拼命三郎(娘)。除了在课堂上听讲学习外,同学们之间相互鞭策,交替领跑,也从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直到最后一个学期,班里好像才有一点“男女朋友”苗头出现。我还给盛北星当过“通讯员”呢。后来才知道,班里早有好多“地上地下”活动,我太迟钝了。

班里的同学也都很是有才:老三届学识渊博,造诣深厚;小同学精力充沛,涉猎广泛;书法家比比皆是,文学家耕作不停;知识竞赛拿大奖,球类棋类样样行;历史系77级当年真是威震八方。真为我们的历史系77级自豪!

有几件事印象很是深刻。

一是以徐方等为首的女生啦啦队。虽然人数少,但只要我们班有比赛,球场上肯定有这支啦啦队在加油助威,呐喊声比谁都大。旁边外系的人常侧目而视,估计在想:历史系这帮女疯子。当然,我们也有气粗声大的资本:帅哥(男篮足)美女(朱红勤排球)“打”得他们“俯首称臣”、甘拜下风。

二是以张铁纲为首,李润林、陈建平、马天荣、孙保平、王俊山、王琳、秀珍、小玲等一大拨同学在内的书法家群体。张铁纲好像是写过教室里的标语?李润林是看过他的笔记?总之我们班字写得好的人太多了,我非常羡慕他们。每每看到他们的字那么美,就忍不住多瞅两眼(不是瞅人啊)。

三是以秦国增、厉志强为首的文学家群体,包括剧作家兼导演、演员石民民和诗人李福明等。那时,他们这些文学青年整天就是趴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内容很保密,我觉得他们很神秘。当年可能都是报考中文系,结果被调配到历史系的吧。毕业留言,我祝秦国增“庾信文章老更成”,不知他后来还写电影剧本否,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摄影作品和图集故事。厉志强的小说也不知写得咋样了。现在,他的素材可多了,律师生涯的素材就足够他写的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若干年前,曾在自家书柜里翻出一些纸片,上有在学校时抄写的李福明写的一首小诗:"美,昨天有一个字不敢说出嘴......今天,爱我吧人们,我是美",直白而充满激情。还有写给丁东的一封没发出的信,是表达我对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开专栏的钦佩之意的。还珍藏有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有一篇采访宋大川(当时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文字,好像是谈文物保护的。
    
在校期间最幸运的是,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教师阵容。不少老师在全国也属名声显赫,如今的本科生估计是享受不到这一待遇了。人称毛主席的一字师、隋唐史专家罗元贞老师,东欧史权威程人乾老师,捻军史专家江地老师,中国古代史罗振岳老师、近代史任茂棠老师,地方史大家郝树侯老师,哲学课梁鸿飞老师,北大古文献专业出身的崔凡芝老师。还有旁听过的中文系讲古典文学的靳极苍、杨芝华老师......不胜枚举。

在经过“文革”10年的压抑后,老师们也迸发出极高的教学热情,讲起课来一个个声情并茂,精彩纷呈:或逻辑缜密,要言不烦,如梁鸿飞老师;或学养深厚,鞭辟入里,如程人乾老师;或旁征博引,诲人不倦,如任茂棠老师……。当然,也有让人听得头脑昏沉、企盼下课的老师,但过后翻看记的课堂笔记,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论述有理有据,显见老师也是费了心的。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教给我们。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我们何其幸运啊!那时没有百家讲坛,不然敢说我们的老师个个赛过易中天,盖过钱文忠,拥有千万“粉”。尤其是以崔老师为代表的女老师们,知识女神般优雅知性的样子至今记忆深刻。
    
记得入学初期正值全国上下开展破除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风吹到校园,为我们挣脱思想禁锢 、走出盲从僵化开了第一个大口子。学生们思想空前活跃,很是关心国事。校园里热闹非凡,充满激情与活力。有编杂志的,演话剧的。有举办百科知识大赛的。中文系77级有个学生写的小说《江湖牙医》竟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令我们钦佩不已。石民民写了一篇《无产阶级就不能接吻吗?》引起男女生们热议,结果是一致认为无产阶级也是人,是可以接吻的。

还有一个华卫所钴20辐射事件,搞得满校群情激愤,教室食堂宿舍足球场,到处都有人在议论,大家要求有关方面给出一个真相(我们系78级的一个男生当时好像特别活跃)。

一桩桩一件件,校园里发生的这些事充分说明,学生们敢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了,敢质疑既定的事情了,敢问个为什么了,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所见所闻了,这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
    
印象最深的是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对专制与民主都有了深刻认识。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登载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文章(首发于《中国青年》杂志,是我们历史系两位学姐李银河、林春所写)也深深触动了我,认为确实说出了大家以往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写道,“四人帮为什么能对人民大肆施行法西斯专政,原因之一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能施行,法律不显威力”。我赞成文章所言,要大力发挥罢免权的作用。让一切权力真正为民所想、为民所用。几千年封建专政的残余在人民头脑中确实影响极深,而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更阻碍人们思想的解放。我们必须用辛勤努力加快四化步伐,用丰富物质成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平,让民主之花在人民心中开放,让民主真正成为实现我们最终目的的一个加速器。” 那时的认识还挺到位的。
    
当时,班里同学大多为1950年代中后期所生,受过的正规系统教育有限。正是校园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师资条件,安静的学习环境,再加上四年时间的浸淫熏陶,为大家构建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人文科学知识框架,奠定了理论意义上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可以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头脑得以充实、内心得以丰富、思维得以灵动;我们逐渐远离了迷信和绝对,有了自己的视角、判断和思想,逐步向一个具有真正的独立意识、科学眼光、理性思维、不轻易被人左右的人迈进。
    
四年后,我拿到了自己平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凭——本科文凭。我很珍惜,也很庆幸。庆幸在山大,在历史系77级这个集体里,我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收获了浓浓的师生情、同窗情(可惜没收获爱情)。同个人以后的磕磕绊绊人生相比,与同学们共度的大学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最珍贵的一段记忆。


三、四年学习添底气  人生开启新征程
    
大学四年对我来说是奠基之旅,转折之旅;更是充实之旅,收获之旅。四年的学习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给我的人生之旅平添了许多底气和助力。体现在工作中:

一是提高了政治敏锐性和思辨能力,遇事有自己的观点主见;

二是增添了“历史人”追根究底凭史料说话的较真劲和韧劲,做事还比较踏实扎实;

三是接收了一点点古代直笔史家的所谓气节,做人有底线爱坚持。这也落得了一个“有点子能干事就是性子有点拗”的评价,进步不快不慢的。

这期间关系到我人生转折的又一个重大机会出现了——参加两次公选。公选,即公开选拔,全称是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

2000年,我第一次参加公选。那已是全省第五次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了。当时共有21个副厅级职位虚席以待。选拔对象为45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有一定任职年限的处级(含副处)和副厅虚职干部。坦率说,当时没觉得这事和自己有太大关系。但是我的分管领导动员我说,你是正儿八经的本科生,平时也爱学习,年龄也符合要求,别人想考还不够条件呢。再者,省委公选文件上明确说,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妇女干部。妇联作为一个专门做妇女工作的部门,应该有人参加这样重要的人才选拔,带头支持省委的公选活动。就这样,我赶在报名截止前,报考了省文物局副局长的职位。

    
从报名到考试似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仓促上阵,最后居然通过了笔试(同一职位笔试选五,面试五选三,考察三选一)。尤感欣慰的是笔试公共课成绩在所有97个入围者中还算不错,专业课也没落在最后。且那年入围的女性就两个人,另外一位是学校专业干部,报考的是学校的职位。但未料到,面试时我抽了个第一组第一名,一下子成为媒体采访热点,好像我多有希望入选似的,其实与录用没一点关系。

进入考察阶段后,许多人都认为女性入围的那么少,我大有希望。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因为同时被考察的一共3人,其中就有同班同组的李福明,另一个是文物局的处长、也是同系考古专业出来的学弟宁立新。他们两个或领导经验丰富,或专业背景深厚。可以说谁选上都比我强。最后福明入选,我与有荣焉。这也有力证明,我们历史系77级的学生还是不错的吧。

公选这件事结束后,我的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但自己入围后的表现可能给有关部门留下一定印象。不久,省委组织部抽调我到省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办公室工作。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一年多的时间,自己领略了更高层的领导风范,了解了党务工作的方式路径,见识了诸多同仁的卓越才干,无论在眼界站位、大局意识,还是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后来机关双向选择,我被任命为宣传部长。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2005年7月,听说又要公选了。这是第七次全省公选。本来很不想考了,觉得后备干部当了好多年,咋也要熬成“婆”吧。但在单位领导推动下,最终还是参加了。这次报考的是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位(人大政协放宽了年龄)。靠着山大的老底子(经得起考试)和四年宣传部长岗位的历练,当然还有点运气,8月下旬,我通过了笔试入围面试筛选,接着进入考察选拔。9月29日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组织部的提名(五年前的同一天福明通过提名),任前公示。不久,正式成为一名省管干部,由群团转到政协工作。
    
当时闻听此讯的好多人,包括不怎么熟的人都纷纷向我及家人表达了他们的祝贺之情,晋中的北京的远在香港的同学也打电话道贺,陈跃钢还在他们单位宣传了我一下。机关领导更是大会小会不时表扬。每每想起这一切,我心里总是暖暖的。自己何德何能,竟得到这许多人的关心?仔细想想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你通过的这场考试,契合了许多人渴望平等竞争的愿望,体现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所以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可以说,没有山大四年的教育与培养,就没有我后来的不断提高与成长,也就没有我的两次公选入围和命运的又一次转折。山大改变了我的人生!
    
感谢你,山西大学——我的母校!  
             
 2022/4 于北京


作者在欧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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